近來最高法院有見解認為「版權只是通俗的說法，不是正確的法律名詞，因此版權不一定是著作權。」
本文的目的不在對該最高法院個案進行評論（個案涉及事實證據的認定，並非本文能力所及），而是想要針對判決理由當中提到的這段話進行探索。
我們要提出疑問的是：「版權」只是通俗的說法嗎？「版權」不是「著作權」嗎？我們在坊間看到的一大堆寫著「版權」、「版稅」的合約，難道都不是在約定「著作權」嗎？
一、「版權」就是「著作權」
本文認為，「版權」就是「著作權」。
而支持這樣見解的理由必須回到歷史脈絡當中。
（一）日治時期（1895-1945）
台灣在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政府引入的「著作權法」。
日本「著作權法」的前身是「版權條例」、「版權法」，當時對於以「保護作者為中心」的「無體財產權」還不太能夠理解，因此借用了中國明清朝代木版印刷的「版」（擁有木板的人擁有印製書籍的權利）而將「copyright」翻譯為「版權」。
在日本加入伯恩公約後，日本政府將「copyright」翻譯成「著作權」，但當時民間慣用的「版權」認知以及「版權所有」的標示一路沿襲下來。
也因此，日本殖民政府引入台灣的現代「著作權法」結合日本民間的「版權」慣習，應該形塑了台灣民眾的認知，也就是：「版權」等於「著作權」。
（二）國民政府時期（1945-）
而在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之後，帶入台灣的是中華民國在中國的「著作權法」和民間慣習，其中包括了「版權所有，翻刻/印必究」的標示。
根據研究指出，中華民國在中國的「著作權法」是copy日本的「著作權法」而來，而中華民國在中國的民間慣習「版權所有，翻刻/印必究」是copy日本的「版權所有」。
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台灣民眾應該繼續認知：「版權」等於「著作權」。
（三）台灣加入WTO/TRIPS協定後（2002年-）
台灣在加入WTO/TRIPS協定之後，國內的智慧財產權法必須符合TRIPS的約定，也因此，智慧財產權法可以說是與國際最同步的法律。只不過，民間的合約還是繼續使用「版權」二字指稱「copyright」。
由大量民間合約當中使用「版權合約」、「版權約定」、「版稅」，甚至是交易過程中雙方口語使用「版權」用字，可以知道，在台灣民眾的大腦當中，「版權」還是應該等於「著作權」。
（四）看看中國與香港
如果去看中國和香港的資料，他們也稱呼「著作權」與「版權」，這可能是因為相近似的文化所導致。
甚至，中國的著作權法直接明定：「本法所稱的著作權即版權」（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62條）。
二、最高法院為什麼要問：「版權」是不是「著作權」？
最高法院說：最高法院認為合約當中使用的「版權」不僅指「著作權」，可能「另有所指」而且還「不一而足」。這樣的看法，可以說是「相當高估」台灣民眾的法律知識。
試問：台灣民眾在講到「版權」的時候，腦中浮現的應該不是民法債篇的「出版權」，也不是著作權法裡面有可以登記的「製版權」（誰讀過呢？）。
至於最高法院認為「版權」可能指的是「改作權」或「公開播送權」這一點，至少對我來說是前所未見。台灣民眾的腦中在講到「版權」的時候，應該裝的也不是我們法律人自己就難以定義的「改作」和「公開播送」。
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最高法院「相當高估」台灣民眾的法律知識的緣故。可能也帶有一點「用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」的意味。
（二）為什麼2022年出現「版權是不是著作權？」的大哉問？
「版權是不是著作權？」的這個疑問，如果是在100年前提出，會是一個恰好的timing。就跟當年的福澤諭吉在思考如何將外國人的「copyrignt」翻譯到日本來、如何對自己的翻譯作品用外國人的「copyright」來主張權益一樣，這個疑問的出現有它的歷史背景。
如今到了2022年，在甲方委託乙方製作「電動遊戲」這樣的現代合約當中（製作電動遊戲包含非常多的著作類型），合約裡面寫到的「版權」會是與「書籍」較為相關的「出版權」或是「製版權」嗎？或者只有「改作權」或「公開播送權」嗎？
本文不在評論最高法院的意見，比起這個，我更有興趣的點是：最高法院「為什麼」會出現「版權是不是著作權？」這樣的疑問？
我覺得，原因可能很多。
1.消失的「歷史脈絡」
第一個原因或許是因為對於版權aka著作權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不清楚的關係。不過，這也不是最高法院的問題，而是台灣社會的「歷史共業」，也就是，每一個殖民政權來了之後，就會帶了新的東西，然後把前一個政權的東西洗掉，導致大家都不是很清楚。
2.「不重視合約」的習慣
第二個原因可能也算「歷史共業」，就是大家對於合約都不是很重視，對於文字的要求也不是很精確，對於合約到底寫了什麼東西也不是很了解。「合約就是當事人之間的法律」這一點，我們沒有真正從外國文化當中吸收，直到2022大家還是持續忽略當中。
所以最高法院其實問了很棒的問題，讓我們持續思考上述二個「歷史共業」要怎麼改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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